我的童年，是沿着乡间土路“生长”出来的。

那时候，世界很小，小到一只铁环就能滚过整个夏天，一个冰车就能滑穿整个冬季。没有会发光的屏幕，没有塞满房间的玩具，甚至连电——也只在黄昏后，从一盏十五瓦的灯泡里，吝啬地吐出点橘黄的光晕。唯一的“外界”声音，是家家户户那个覆着红绸布的小喇叭，早、中、晚准时响起，讲述着县城和远方。

我六七岁的时候，村里来了放映队。记得那是夏天，大队通过广播通知，晚上公社放映队来屯里放电影。这消息传出来就像农家办喜事一样，人与人相见，不论大人孩子都互相转告，生怕这场电影把谁落下。

放电影的地方，是在那条稍有缓坡的正街。西边是村里唯一的经销店，店后有一片空地，连着街道，便是我们临时的、神圣的观影殿堂。我到时，场子里空落落的，只有几个“鼻涕娃”在追逐。我这才明白自己来得太早了，早得田里劳作的大人都还未归家。可那等待本身，也是一种快乐。看着白色的幕布被两根竹竿支起，看着放映员不慌不忙地倒胶片、对光束，心里那份新鲜与好奇，便涨得满满的，仿佛一跺脚就能飞起来。

天终于擦黑。人，也不知从哪里，像溪水汇入江河，一下子涌满了整条街。前面坐着的，是捷足先登的幸运儿；后面站着的，是黑压压一片森林。路东边那道一米来高的石墙，此刻成了最抢手的“雅座”，上面坐了一排人，腿脚悬空晃荡着。空气里弥漫着汗味、尘土味、草木味。光束穿透黑暗，打在银幕上，世界便浓缩在那一片光影里了。那时看的，翻来覆去总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，或是咿咿呀呀的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等样板戏。情节早已烂熟于心，甚至能抢在角色前面念出台词，可每一次看，依旧屏住呼吸，眼睛一眨不眨。那重复的光影，是童年里最璀璨的、不会厌倦的星河。

有一次，本村的电影刚散场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：“去邻屯接着看！”一群半大孩子便像得了令的雁阵，呼啦啦朝夜色里奔去。我也懵懵懂懂跟在后面。四五里路，在兴奋的脚下缩短了。等到了，电影已将至尾声。散场广播一响，人群又如退潮般向回涌。我被裹挟在奔跑的人流里，心慌意乱，只想追上前面熟悉的背影。跑着跑着，脚下一滑，一只旧布鞋不知飞去了哪里。我蹲下身，在混乱的人腿间摸索，却再也找不到了。最后，只好趿拉着剩下的一只，独自慢慢走回家。月光很亮，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心里有些懊丧，却也有一种奇异的、完成了某种仪式后的欣慰。

后来，我长高了些，便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挤到放映机后面去看。那里视野最佳，能看到光束如何从那个神奇的匣子里诞生，也能看到放映员沉静而略带倦意的侧脸。有一次正看得入神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笑闹，回头一看，是几个外村来的姑娘，打扮得格外鲜亮。我不好意思，往前挪了挪。不料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姑娘被人群一挤，猛地撞在我身上，凉鞋里的脚趾传来一阵尖锐的疼。姑娘们笑得更响了，像一群受惊又欢悦的雀鸟。我忍着疼没作声，回到家才发现，脚趾的皮被踩破了一块，渗着血丝。黑夜不觉得，等白天看到伤口，那疼痛才真切起来。可心里却并不恼，只觉得那一晚的光、影、人声，还有那带着雪花膏味的撞击，都混杂在一起，成了那个夏天一个有点特别、又有点怅然的印记。

如今，乡间那面银色的幕布，早已被岁月卷起，不知收进了哪个角落。童年里那些匮乏的物质、漫长的等待、为一场电影奔跑的夜晚，都成了遥远的背景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是风刮不走、时光也偷不去的。那束从人群头顶穿过的光，照亮的不只是一方银幕，更是一个时代黑夜里，所有眼睛中对故事、对远方、对一点点绚丽色彩最本真的渴慕。它给辛劳的土地片刻的沉醉，给沉寂的村庄一个欢腾的夜晚，给我的，则是永不褪色的一卷乡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