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平

“过了大寒就是年，且喜人间大团圆。”不知怎的，这两句话就在唇齿间幽幽地浮了出来，那些遥远得几乎褪色的年味儿，却混合着母亲蒸笼里腾起的雾气，邻里喧腾的笑语，还有鞭炮脆生生的硫磺气息，一股脑儿地、热烘烘地涌到眼前来了。

一进了腊月，家里的空气便不同了。母亲是最早忙起来的那一个。她备的年货，头一桩总是黏豆包、黏火勺，还有馒头、花卷。特别是母亲蒸的馒头，讲究蒸得“开花”，模样是极大极喧腾的，可手一攥，便乖巧地缩成个鸡蛋大小。那雪白丰腴的团子上，总不忘嵌两颗深红的枣粒，像美人颊上的一点胭脂。我那时读小学二三年级，专爱挑那枣子吃，连带枣子底下被蜜汁润得红殷殷的一小块馒头皮，也小心翼翼地撕下来，送进嘴里。这“败家”的行径，总要惹来母亲半真半假的呵斥，她扬着手，眼里却满是笑。这些吃食，除了现吃的，余下的都要放到仓房一口深青色的大瓷缸里冻上，那缸，便成了我们整个正月坚实的指望。

蒸这些面食的前几日，母亲会早早地把黄米、糯米泡在阔口的水桶和瓷缸里。米粒喝饱了水，胖嘟嘟的，泛着象牙似的光泽。磨面的活是父亲和我的，推着吱呀作响的独轮车，载着湿漉漉的米袋，去村里的碾坊。石碾子沉甸甸地转着，碾碎了米的形骸，却将那股子质朴的香气，碾得愈发浓烈，弥漫在冰冷的空气里。包黏火勺和黏豆包，是母亲和姐姐的专场。我也曾兴致勃勃地凑上去帮忙，结果面皮不是破了，便是厚薄不匀，豆馅也不安分地探出头来，弄得满手满脸黏糊糊的。姐姐总是又好气又好笑，用沾着面粉的手指轻轻点我的额角：“小祖宗，一边玩儿去罢！”我便得了赦令似的跑开，心里却还惦记着那甜丝丝的豆沙。

腊月里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杀年猪，简直是一场全村性的典礼。天刚蒙蒙亮，左邻右舍的叔伯便叼着烟卷，呵着白气，聚到我家院里来了。父亲忙着散烟，母亲端出盛着瓜子的粗瓷盘子。屋里顷刻便烟雾缭绕，人声鼎沸。女人们则扎着自家带来的围裙，拎着锃亮的菜刀，挤满了原本就不宽敞的厨房，说笑声像炸开了的豆子噼噼啪啪。猪的嚎叫声骤然在院中响起时，我因年纪小，被勒令坐在炕上，只能扒着冰凉的窗玻璃向外张望。那声音凄厉而短促，随即，便见一盆盆滚烫的热水浇上去，白茫茫的雾气轰然而起，将那黑色的躯体，渐渐氤氲成一片模糊的、温顺的白色……中午时分，那一大锅地道的杀猪菜炖得咕嘟作响，浓郁的酸菜香和肉香，霸道地钻进每个人的鼻孔。炕上、地下，挤挤挨挨坐满了人，男人们划拳行令，喝得面膛赤红，声震屋瓦；女人们则拉着家常，嘴角眉梢都是笑。那种情谊，是滚烫的，浑然的，带着泥土的厚实与酒气的酣畅。

年脚愈近，父亲往镇上去得也愈勤。交通不便的年代，来回几十里山路，全凭一双脚板丈量。他总在天黑透时才顶着寒气回来，肩头、手里，是些能久存的宝贝：成捆的粉条，用厚草纸包着的干鱼，还有一小包橘红色的虾皮。鸡是自家养的，平时舍不得吃，总要挨到年根底下，才挑两三只最肥的宰了。小鸡炖蘑菇的香气，能缠缠绕绕，在记忆里香上整整一年。

我最盼的，还是鞭炮。父亲总要等到小年前一两天才买回来。那时的花样也简单，无非是成挂的“大地红”，敦实的“二踢脚”。父亲也会特意给我带几挂一百响的小鞭，几个“窜天猴”和“转碟”。我对这些宝贝是极吝啬的，总耐着性子将小鞭一个个拆下，宝贝似的揣在兜里。拿去炸雪堆，看洁白的雪沫纷飞；或是塞在空玻璃瓶里，听那一声闷响后，瓶子如何颤巍巍地立住，并不倒下。那简单的快乐，如今再也寻不回了。

如今，这一切都静下来了，像一幅泛黄的画，妥贴收在记忆的箱底。只在这样的午后，当阳光斜斜地切过日历最后那几页单薄的纸边时，才被悄然开启，散发出陈旧而温暖的、永不消散的年的芬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