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崔广勋

“热豆腐啊——”这叫卖声，通透、嘹亮而又悠长，亲切、熟悉而又陌生，与傍晚袅袅的炊烟交织在一起，在村庄上空久久萦绕、回荡。

八十有三的母亲听到吆喝声，忙不迭地说：“碰巧，邻村卖豆腐的来了，我买二斤正好你带回城里。”说着，已循声走出家门。出于对豆腐的偏爱和深厚感情，我没有推辞，随母亲走到街口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们家也做过这生意，都是由父亲挑着豆腐到街上叫卖。叫卖声除了“热豆腐啊”，还有“拿豆子换豆腐啊”和“焦干的热豆腐啊”。吆喝需放开嗓子，运足气息，找到节奏，除“腐”和语气助词“啊”之间不停顿外，其他每个字之间都拖着长腔，尤其是“啊”拖音最长，有点京剧吊嗓子的韵味。

“拿豆子换豆腐”，沿袭了古代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。这倒不是人们不愿用货币买卖，而是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干一天的工值一毛多钱，家家经济拮据缺“票子”。黄豆是生产队分给的，一斤黄豆可换一斤八两或二斤豆腐。

“焦干的热豆腐”则是为显示豆腐水分少、货真价实。豆腐是水做的，咋会“焦干”？老舍说，最精彩的语言来自大众。这里用了形容、夸张修辞，可谓形象、生动、贴切。

愣神之间，母亲已称好豆腐。我打开手机要微信支付，母亲却掏出省吃俭用的零花钱，说啥都不让我付。为了给母亲一次“疼”儿的机会，最后我乖乖顺从。

豆腐拿回家，醇厚的香气溢满屋子，直沁心脾。而我尘封已久的思绪，也随着豆腐清香悠然飘荡……

做豆腐工序复杂，费时费力。当年，奶奶要提前一天选好十三四斤豆子用水浸泡上。第二天凌晨鸡叫头遍，奶奶和父母就得起床，用将近两个小时工夫推磨盘磨豆浆。磨好的豆浆放在大铁锅里烧开后，过滤掉豆渣，点卤凝结成豆腐脑，再用扁筐、笼布将浆水挤压掉，生成豆腐。待父亲挑到街上叫卖时，天刚蒙蒙亮。这生意，必须起五更睡半夜，烟熏火燎，出力流汗，抛开技艺不说，不是勤勉的人家，是真做不了的。

我们老家做的都是卤水豆腐，有老、嫩之分，多点卤水就老些，含浆水少，实惠；少点卤水就嫩些，含浆水多，鲜嫩，口感好。我家做豆腐宁老勿嫩，且挤压时间长、强度大、结实，可用马尾提起或用秤钩钩起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在实惠和口味之间，乡邻还是愿意选择前者。故而，我家的豆腐挑出家门，从村东走不到村西就卖完了，还不耽误父亲一早到生产队挣工分。

起早贪黑做豆腐，并非图啥大利，主要是为赚个下脚料——豆腐渣。豆腐渣可以放点油配萝卜丝炒炒食用，也可以用来喂猪。当时，一两年养一头猪能卖百十多元钱，是农户惟一的花销来源。

卖盐的老婆喝淡汤。家里做豆腐，自己是舍不得吃的，每当奶奶见我们兄妹吃豆腐渣眉头皱起时，就有意用一则民间故事来驱散我们的“馋虫”：从前有个恶婆婆虐待儿媳妇，整天自己吃豆腐，让儿媳妇吃豆腐渣。一年后，婆婆骨瘦如柴，浑身是病；儿媳妇却面色红润，身体越来越好。孩子不禁哄，听了，心里稍微释然。

现在看来，奶奶糊弄我们的这些话，竟也不无道理。据科学分析，豆腐渣除具有豆腐的营养成分外，还富含纤维素，具有降脂、降糖等作用，否则，如今也不会堂而皇之登上高档饭店的餐桌。

当时，农村一年到头几乎吃不上肉，隔三岔五端大半碗黄豆换斤豆腐，就算改善生活了。辣椒与豆腐是绝配，将青椒剁碎或将干红辣椒捣成面，用酱油调和后配着豆腐吃最对味。但各家没有这样吃的，嫌太浪费，都要放上许多辣椒和盐再炒一炒，作为“大菜”就饭吃。

在乡下，有“二十五，做豆腐”的歌谣。无豆腐，不成年。若谁家没豆子做豆腐，年都没法过。豆腐是过年的主打菜品，除了白菜炖豆腐外，家境好点的，可以炸豆腐干，也可做成纯豆腐丸子。豆腐与肉掺和做丸子是不能奢望的，记忆最深的是骨头丸子。将猪或牛骨头放在平面石头上，用锤子慢慢砸得稀碎，与豆腐混合做成丸子，吃到嘴还硌牙，但多少增添了点荤腥气。

过年得吃饺子，那时肉稀罕，豆腐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做豆腐白菜粉条馅的素水饺。即使有肉，初一也是不吃荤饺子的，母亲至今沿袭着这一习俗。这倒与缺不缺肉无关，吃素水饺主要是期盼新一年日子过得平平安安。

“天不早了，快回家吧，别磨蹭了。”母亲的催促，让我从有关豆腐的五味杂陈中回过神来。回城的路上，有关豆腐的思绪依然随着车辆的颠簸飘来荡去。豆腐昔日只是为解馋和佐餐下饭，是贫苦和辛劳的象征，人们从未考虑过其有无营养。其实，豆腐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优质蛋白，近年来得到多维度开发，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和营养需求。豆腐的谐音还象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——“都富”“都福”，但愿我们的小家、大家、国家年年“都富”、岁岁“都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