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康德华

记忆的味道，是一个人最熟悉的乡愁。一个人长大后，总有些滋味，只能停留在回忆里。

从我记事起，家里的场院里或屋檐下总是有一个春夏秋蒙着白色网布、冬天蒙着塑料布的大酱缸。乡下人有句俗语，“大葱蘸大酱，越吃越没够。”农村人喜欢吃大酱，在那个年代大酱是一家人的口粮，是帮助我们糊口度日的宝贵食粮，是我们餐桌上调味品。每年冬春两个季节是农村最难熬的日子——“苦春头子没有菜”。那时母亲经常在做完饭后把锅烧热，麻利地舀一勺子酱放入油锅里，顿时浓烈的酱香味、烧焦的葱花味伴随着滋啦滋啦的爆锅声弥漫全屋。

熬到了初春，大地萌动，万物复苏，在黑土地里藏了一个冬天的各种野菜都开始露出绿叶，每到这时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拿着“土篮子”、带着挖菜刀到大地里挖野菜。那时最常见的野菜是曲麻菜、大脑瓜、婆婆丁，在乡下挖野菜无需花费太多时间，不一会就会挖上一小筐。

吃野菜的方式主要是蘸母亲的大豆酱，在农村只要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家都会有一缸酱。各家的酱，各有风味，村里百十缸酱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，人人都习惯了自家的味道，在我心目中母亲做的酱是最纯正、最好吃的。

记得每年一到腊月，母亲就会将准备好的黄豆放入水中发泡。大锅生火，将泡好的豆子和水放入锅中烀，烀好的豆子杵碎，做成一个个长方形的酱块子。将酱块子用报纸包好，然后放在农村火炕梢的地方或房梁上，等到了来年农历四月十八或二十八母亲就将酱块子打开进行清洗。因为酱块子是发酵的，经常会“长毛”，母亲把酱块子上的白毛刷掉，然后开始正式下酱。首先要把酱块子掰开，掰成很多小块在阳光下晒着。然后按照一定的盐水比例，把掰好的酱块子按一层盐一层酱块子下到缸里。最后用干净的沙布蒙在缸口上，等着酱发。从下完酱开始，母亲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给酱缸打耙。酱耙是一根一尺多长的木棍，头上安个方形小木板，每次母亲给酱打耙我都蹲在酱缸旁边，目不转睛盯着看。只见母亲手握木棍,上下提动，随着酱耙的搅动，酱中的杂质浮在水面上，用勺子将浮在表面的沫子和黑色的杂质撇净，这样最后做出来的酱才是最干净的。经过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基本就可以食用了。

记得有一次母亲去地里干活，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下雨别忘盖酱缸。母亲去地里干活了，我在家“看家”，并找了几个小伙伴来“弹溜溜”。可能是玩得太开心，早已把母亲交代的话忘在脑后，外面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会就下起了雨，我们几个竟全然不知。直到母亲穿着雨衣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才知道闯了祸。家里的责任田离家里很近，幸亏母亲赶回得及时，酱缸里没有进去多少雨水，但是母亲那次打了我。从不动手打孩子的她，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多少年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母亲的心情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一缸酱太珍贵了。

夏天母亲的酱用处最大。每到吃饭时母亲就会吩咐我和哥哥，去园子里掐把葱叶、摘点小白菜、揪几个黄瓜，这时母亲早把烀好的茄子、土豆、窝瓜端上了桌，就着大酱我们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一会工夫，蘸酱菜没了，一盆高粱米饭没了……

记得参军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帮我收拾个人物品还不忘装上一瓶大豆酱。拗不过母亲，我极不情愿地把这瓶大豆酱带到了部队。每天高强度的军事训练、紧张的一日生活制度，不到一周就让我有点招架不住了。睡不好吃不香，每天开饭面对食堂的鸡鸭鱼肉我就是“不感冒”，很快我这个不正常的现象就被班长发现了。班长找我谈心，问我是不是炊事班的饭菜不可口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我说:“炊事班的饭菜非常好，我在家每顿就吃一个菜而且还不是天天有肉……班长我可以吃大酱吗？”我问。班长被我问得有点“懵”。“可以啊。”班长同意了我的请求。当就着馒头蘸着母亲的大酱开始吃的时候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。那顿饭我就着大酱吃了4个馒头，也是我来到部队吃得“最香”的一顿饭。

今年母亲进城了，快70岁的她已经有几年不下酱了。有时我和母亲商量能不能再下点酱，母亲坚决不同意，她说城里下酱不方便，会打扰到街坊邻居。

大酱缸伴随我们长大，是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。30多年了，家里的房子从泥草房到“砖挂面”再到“平台全砖房”，惟一不变的就是那口大酱缸。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，它养活了我们一家人，陪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