邹天兵

在东北文学的谱系中，乡土叙事始终是重要的精神载体，它不仅记录着地域的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，更藏着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、成长的生命轨迹。董艳菊的长篇小说《女人是歌》，以东北广袤田野为背景，用质朴而饱含力量的笔触，塑造了林凤鸣这一鲜活的乡村女性形象。从被唤作“豆苗”的平凡村妇，到带领乡邻脱贫致富的带头人，她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一曲个人奋斗的赞歌，更折射出乡土女性在时代浪潮中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与韧性力量的坚守。这部作品以小切口见大主题，在民俗风情的铺陈与人物命运的流转中，完成了对女性独立精神、奋斗价值与地域文化的多元书写，为乡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。

结构与立意：以个体叙事承载时代与女性命题

《女人是歌》的精巧之处，在于其以清晰的叙事脉络与鲜明的主题导向，将个体命运与时代背景、女性觉醒深度绑定，让“奋斗”与“价值”成为贯穿全文的核心线索。小说开篇以“豆苗”对《四季歌》的喜爱切入，“歌”既是贫瘠生活里的精神寄托，也为人物命运埋下隐喻——女性的人生本就可以如歌曲般，从低沉的序曲走向昂扬的高潮。这种以“歌”为意象的构思，让整个故事既有生活的烟火气，又不失文学的诗意与寓意。

从故事结构来看，小说遵循“成长弧光”的叙事逻辑，将林凤鸣的人生分为三个清晰阶段。第一阶段是“豆苗”的本我状态：作为传统东北农村女性，她操持家务、依附家庭，生活被丈夫、孩子与婆家的琐事裹挟，如同田野里不起眼的豆苗，在贫困与压抑中艰难生长。这一阶段的情节铺陈，精准还原了东北农村女性的生存困境——她们习惯将自我价值依附于男性，将“嫁个好人家”“安稳过日子”当做人生终极目标，甚至在婚姻不幸、生活窘迫时选择“认命”。第二阶段是“林凤鸣”的自我觉醒：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打破了乡村的封闭，看着家乡的贫困与家人的辛劳，她挣脱“女性是弱者”的固有认知，主动扛起家庭重担，从抵押大瓦房贷款种木耳起步，迈出了自我实现的第一步。这一阶段的核心冲突，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碰撞——她既要面对村民的质疑、家人的反对，也要克服自身文化水平不高、缺乏创业经验的难题，每一步都充满荆棘，却也让“自我”的轮廓愈发清晰。第三阶段是“凤鸣”的超我实现：从种木耳到办企业，她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，更带领村民共同致富，成为乡村发展的“领头雁”。此时的她，早已超越了“为自己而活”的局限，将个人价值与群体命运、乡村发展紧密相连，完成了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的升华，实现了“凤凰于飞”的生命蜕变。

小说的立意深度，更体现在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与女性价值的重构上。林凤鸣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时代机遇与个人韧性共同作用的结果——改革开放为乡村创业提供了政策土壤，而她身上的勤劳、果敢与执着，则让她抓住了这份机遇。同时，小说通过林凤鸣与其他乡村女性的对比，完成了对传统女性价值观念的反思：当部分女性仍将希望寄托于“彩礼”“分家”等依附性需求时，林凤鸣用行动证明，女性的价值无需依附他人，通过自身奋斗，同样能撑起“半边天”。这种立意不仅贴合时代精神，更对当下东北农村女性的自我认知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，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，具备了观照现实的社会价值。

人物塑造：鲜活群像中的女性魅力与人性深度

人物是小说的灵魂，《女人是歌》的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以林凤鸣为核心的乡村群像的鲜活塑造。三十多个人物各有特色、跃然纸上，既展现了东北乡村的人情百态，更通过人物的对比与碰撞，凸显出林凤鸣的独特魅力与人性光辉。

作为核心主人公，林凤鸣的形象立体而真实，打破了“完美主角”的刻板设定，兼具传统女性的温婉与现代女性的果敢。她身上有着东北女性的典型特质：勤劳能干，操持家务、下地劳作样样娴熟；温柔多情，对家人充满牵挂，对乡邻心怀善意；忍辱负重，在生活最艰难时，默默承受委屈与压力。但更可贵的是，她身上有着超越传统的“闯劲”——当意识到“认命换不来幸福”时，她敢于抵押房产冒险创业；当遭遇挫折与质疑时，她不卑不亢、越挫越勇；当事业有成时，她不骄不躁，不忘带动乡邻共同富裕。这种“柔中带刚”的特质，让她既“可亲可近”，如同生活中的“邻居大婶”，又“可喜可赞”，散发着超越平凡的魅力。作者对她的塑造，没有刻意拔高，而是通过“种木耳失败又重来”“说服村民一起入股”等具体情节，让她的成长与蜕变显得真实可信。从“豆苗”到“凤鸣”，不仅是身份的转变，更是精神的觉醒——“豆苗”象征着依附土地的脆弱与平凡，“凤鸣”则代表着挣脱束缚的力量与辉煌，这一细节设计，让人物形象更具象征意义。

除了主角，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也各具功能，既丰富了故事层次，也从侧面烘托了主题。比如，思想保守、起初反对林凤鸣创业的丈夫，代表了传统乡村男性的固有认知，他的转变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，也印证了林凤鸣的影响力；而那些依附男性、安于现状的乡村女性，则与林凤鸣形成鲜明对比，凸显出女性觉醒的必要性与艰难性；还有支持林凤鸣的村民、给予她帮助的干部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复杂生态，让故事更具生活质感。这些人物虽着墨多少不一，但都性格鲜明，没有脸谱化的善恶划分，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复杂性——有人犹豫，有人自私，有人善良，有人勇敢，正是这

种“真实感”，让读者能够沉浸其中，仿佛置身于东北乡村的真实生活场景中。

写作风格：乡土气息中的质朴诗意与语言张力

董艳菊深厚的生活底蕴，在小说的写作风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她以东北乡村生活为创作源泉，用简洁优美、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东北田野画卷，让读者在文字中感受到乡村的烟火气与生命力。

在语言表达上，小说兼具质朴性与文学性。作者善用东北方言与生活化的口语，让对话充满地域特色，比如村民之间的交流直白热辣，既符合人物身份，又凸显了东北人的豪爽性格；同时，她又不乏诗意的笔触，对自然景物与乡村场景的描写细腻生动，“东北广袤无垠的田野上的鲜活生动熟悉的故事热辣辣地迎面而来”“河水静静淌，落叶轻轻晃，脚印叠着脚印，在余晖里慢慢拉长”，这些语句简洁优美，将东北乡村的四季风光、田野景致描绘得如在眼前，让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、感受到秋风的凉爽。此外，小说的语言还带有一丝幽默色彩，通过对乡村生活趣事的描写，让紧张的创业情节多了几分轻松感，也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可爱。

在叙事节奏上，小说以“小切口”呈现“大主题”，脉络清晰、张弛有度。作者没有宏大的时代叙事，而是从林凤鸣的家庭生活、创业细节入手，通过“种木耳”“办企业”等具体的“小故事”，展现“脱贫致富”“女性觉醒”的“大主题”。这种叙事方式让故事更接地气，也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。同时，作者对情节节奏的把握恰到好处，既有林凤鸣创业失败的低谷冲突，也有事业成功的高潮喜悦，既有家长里短的平淡日常，也有带领乡邻奋斗的热血情节，错落有致的情节发展，让读者手不释卷，一气呵成。

地域与时代：文学表达中的民俗风情与现实观照

《女人是歌》不仅是一部女性奋斗史，更是一部东北乡村的地域文化志与时代变迁录。作者将故事置于东北农村的具体语境中，通过对民俗民风、地域特色的描绘，以及对城镇化、脱贫攻坚等时代议题的回应，让作品兼具地域文学的独特性与现实意义的深刻性。

在地域文化的呈现上，小说充满浓郁的东北乡土气息。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东北农村的民俗风情：无论是日常的饮食起居、邻里交往，还是节日的庆祝方式、农事的劳作习惯，都展现了东北乡村的独特风貌。比如对“种木耳”这一农事的描写，从选料、接种到培育、采摘，细节详实，既体现东北农村的产业特色，也展现农民的勤劳智慧；而对邻里关系的刻画，既有争执与矛盾，更有互助与温情，凸显了东北人重情重义的性格特质。这些地域元素的融入，不仅让故事更具真实性与感染力，也让作品成为地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。

在时代议题的回应上，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观照意义。作品以改革开放、脱贫攻坚为时代背景，通过林凤鸣的创业历程，展现了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与变化。她的故事并非个例，而是无数乡村创业者的缩影——他们抓住时代机遇，凭借自身奋斗改变命运，同时带动乡村发展，这与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高度契合。此外，小说对女性地位、性别观念的探讨，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。在东北农村，部分女性仍存在“依附男性”的传统观念，而林凤鸣的形象，无疑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照：女性不必“认命”，不必将人生寄托于他人，通过自我奋斗，同样能实现人生价值，赢得尊重与认可。这种对传统观念的反思与对现代女性精神的倡导，让作品在娱乐读者的同时，更能引发社会思考，具备了超越文学本身的社会价值。

《女人是歌》是一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作品。董艳菊以深厚的生活底蕴、质朴的文笔，塑造了林凤鸣这一鲜活的乡土女性形象，通过她从“豆苗”到“凤鸣”的成长历程，诠释了女性的自我觉醒、价值实现与韧性追求。小说在结构上精巧清晰，在人物塑造上立体鲜活，在语言风格上质朴诗意，在主题立意上深刻深远，既展现了东北乡村的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，也回应了女性独立、乡村振兴等重要议题。

期待董艳菊在未来的创作中，能够不断打磨文笔、深化主题，为读者带来更多有温度、有

深度、有力量的乡土文学作品，让更多人看到乡土世界的精彩与乡土女性的光芒。